2020年1月18日，是《奇葩说》第六季决赛播出的日子。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激战，第六季的《奇葩说》也进入了尾声。在这三个月中，我们见证了很多人的闪光和落寞，在这段旅程的终点，我们都很好奇，谁才是那个站到最后的人。

结果，这一季的《奇葩说》的“BB King”被众望所归的詹青云获得，祝贺詹青云。

不过作为一位从第一季看到第六季的老观众，在现在的辩论中，我越来越看到选手们在通过拆解构建逻辑的方式，对对方的发言的逻辑漏洞进行攻击。这个作为辩论手段当然是无可厚非，毕竟比赛就是为了赢。但是我总觉得，作为一个观点表达节目，也许除了那些你找我漏洞我找你BUG之外，我们还能让看节目的人感受到一些什么。

正如李诞在节目中所说的一样。

其实，在历史上，也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也擅长于舞弄高级概念，构建奇诡逻辑，通过对逻辑的深入研究和犀利的辩论技巧，让他们在与其他观点的人辩论的时候基本上是所向披靡。如果古代也有《奇葩说》的话，那他们个个都是“BB King”级别的选手。

他们这群人让持其他观点的人总是感到非常头疼，一方面觉得他们说的理论哪里有问题，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说不过他们。这群让其他学派的人见到他们恨不能绕道走的人，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名家学派。

今天的话题，我们就来聊聊这群古代《奇葩说》选手，聊聊他们的“BB King”人生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名家学派的思想与兴衰。

一、什么是名家？

“名家”这个名称，最早是由汉初历史学家司马谈（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迁）的《论六家之要旨》中所提出的。之所以叫这个名，是因为名家对于名称与实际的符合程度这一点非常在意，所以总是在事情的名称上反复纠结，因此干脆就叫名家了。对于名家，司马谈是这样评价的：“名家苛察缴绕，使人不得反其意，专决于名而失人情。”意思就是名家总是对名称特别纠缠，甚至到了“苛察”的地步，甚至会有一些与常理不同的奇特观点，让人无法理解。因为对名称特别敏感，所以称为名家。

名家这个学派跟其他学派有着显著的区别。

首先，其他学派，无论是儒家、道家、法家还是纵横家，他们学派的名字都是先秦当时就已经有了的，唯独“名家”这个名称其实不是先秦的名词，而是汉朝人所提出来的名词。先秦确实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学派，但是名字也许不一定叫做名家，所以，既然汉朝已经定下来叫名家了，我们就还是以名家的称呼来作为这个学派的名词。

其次，人家其他各学派都是有祖师爷的，比如儒家尊孔子，道家尊老子、墨家尊墨子等等，唯独名家是没有祖师爷的。其实也不一定是没有，只不过名家传世的资料没有那么多，其学说后来又没有继续发展，所以可能有祖师爷但是名字没有流传下来。

先秦诸子百家

对于名家的起源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有这样的说法：“名家者流，盖出于礼官。”这就是说名家起源应该与礼仪有关，因为古代对于礼仪非常看重，而对于各项礼仪和祭祀的名称也是非常讲究的，《左传》中就曾经说：“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”这可能是名家对“名”这件事无比敏感的起源。

有意思的是，儒家其实也对“名”这件事情比较敏感，孔子就曾说过：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，言不顺，则事不成。”然而，起源于礼仪的名家却和尊崇礼乐的儒家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。名家逐渐由“礼”转向了“理”的研究，从而通过对理的不断思考与论辩，逐渐转变为了注重理论思辨的辩手，向着“奇葩说”的方向发展了。

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

总体来说，善于思辨是当时先秦时代的普遍风潮，比如纵横家就非常善于利用辩论技巧推销自己的观点，得到国君的器重。（关于纵横家请看《从青铜到王者全凭一张嘴，从《史记》看苏秦张仪的劝说策略》、《辩士：说好了要钱，说的不好可要命，从《史记》中看辩士消失之谜》两篇文章）而与仅仅以辩论作为技巧来达到自己政治主张的纵横家相比，名家则更加注重纯理性的思辨而不带政治色彩。如果说纵横家属于政治的范畴，那么名家则更多的显示出学术的精神。

二、名家的代表人物——“名家战队”

名家的代表人物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共罗列了七位，但是根据后世流传的材料来看，基本上有籍可考的就是邓析、惠施、尹文、公孙龙四人而已。这四位也没有明确师承关系，也没有任何学术上的从属，只是其学说存在一种逻辑上的共通和承接，所以在后世经常把这四位一起研究。他们也正好是一个奇葩说战队的结构，一辩二辩三辩四辩。下面挨个简单介绍一下四位“名家战队”的成员。

从右向左依次是一辩二辩三辩四辩

一辩：邓析，（约为公元前545——公元前501年），邓析是春秋末年的郑国大夫，当时他还兼职帮人打官司，教人诉讼。《吕氏春秋》这样记载邓析的事迹：“子产治政，邓析务难之。······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，是非无度，而可与不可日变。所欲胜，因胜。所欲罪，因罪。”意思就是邓析打官司，想赢就赢，能把大罪说成小罪，小罪说成无罪。要说起来大概现在的律师应该要奉他老人家为鼻祖了。

邓析的学说也因此被后人称为“刑名之说”，他认为，法律是最为严谨的，应该做到“名实相副”，法律的名称必须准确表达其内涵。

比如说《吕氏春秋》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说郑国执政者子产规定不许在公开场合悬挂书信议论朝政，邓析就让大家互相传递书信；子产又禁止大家传递书信，邓析就让大家用夹带的方式交换书信。总之就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，“令无穷，则邓析应之亦无穷。”这就是邓析通过找法律语言描述的漏洞，来推动法律表达的精确性的认同。

邓析像

邓析基于法律表达准确性出发，提出的名实之辩，也成为了名家理论的基础，为后世思辨之风的形成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二辩：惠施，（约为公元前370年——公元前310年），相比邓析，惠施绝对算是大名人了，因为他有一个好友——庄子，所以他在《庄子》中戏份很多，比如大家都知道的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”的典故，其实就是源于庄子和惠施之间的对话。此外，惠施还是“名家战队”四位辩手中官职最高的人，他在公元前334年出任魏国丞相。此后十余年的丞相生涯中，惠施始终非常受魏惠王的信任，甚至被尊为“仲父”。从这个角度上，惠施可以说是名家诸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了。

《大秦帝国》中的惠施

惠施的思想，首先是与邓析的理论还是有承接的。不过他在邓析关注刑名法律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把对于“名”与“实”的思想推广到自然万物中，他的辩论思想不是非黑即白，而是通过辩论的方式将黑与白两方面的优缺点进行深入分析，讨论事物内部黑与白两方面元素的异同，从而探讨黑与白的中间地带，这种方式无疑是非常符合《奇葩说》的宗旨的。

通过对事物内部元素的异同关系的研究，惠施提出了“历物十事”，其实就是十个逻辑上的命题，这十个命题涵盖了整体与局部、对立与统一、时间与空间等很多哲学上的基础命题。可以说，惠施的理论已经有了一些朴素辩证法的路子。

三辩：尹文，（约公元前350——前285年），尹文此人在史籍记载中记载很少，根据一些史料佐证，似乎他生活的年代应该是与惠施和庄子同时，他应该是齐国人，而且曾经是著名的稷下学宫的成员。现存有《尹文子》两篇。

尹文画像

从《尹文子》中来看，尹文的观点继承了邓析和惠施，并在其基础上将名家学说引申到了政治社会领域。一方面，尹文强调“正名实”，通过正名实来端正尊卑，区别等级，塑造社会秩序。另一方面，尹文通过“正形名”来解析了作为概念的“名”和客观存在的“形”之间所存在的矛盾：人们了解客观世界，必须要借助一些概念，如果概念规定不准确，那么对于客观世界了解就一定会出现偏差。所以，尹文主张“以名正形”，即首先要精确描述“名”然后才能通过名来了解“形”。在尹文手里，“名”真正与“形”脱离，形成了独立的世界，而为后来名家对于“名”的探索，提供了方向。

四辩：公孙龙，（约公元前320年——公元前250年），在辩论场上，四辩就是结辩，是总结本战队前面三位的论点，并且加以提升的角色，而公孙龙在名家的作用无疑与四辩相同。作为名家学术的集大成者，他是战国末期赵国人。根据史料记载，公孙龙曾经做过赵国平原君的门客，并且还曾经受到过平原君的厚待。

公孙龙传世的著作有《公孙龙子》一书，共六篇，其中除了《迹府》为公孙龙生平简述外，其余五篇《名实论》、《指物论》、《变通论》、《坚白论》、《白马论》都从不同方面对公孙龙的学说进行了阐述。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，应该就是“白马非马”和“离坚白”这两个命题了。

各位如果上过大学，学过马哲，就应该对“白马非马”有所耳闻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个观点可以说是大加批驳。如果说尹文把“名”和“实”进行了脱离，那么公孙龙则彻底将名与实切成两块了。他认为“名”作为抽象概念，而“实”作为实际存在，他们之间其实是独立的。“名”不一定需要依托于“实”来体现，反而可以成为独立于“实”以外的“名”的世界。

读到这里大家一定已经晕了，我尝试以我粗浅的哲学底子来解释一下，我理解就是说人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定义（就是“名”）其实与客观事物本身（也就是“实”）之间不一定一致。而人往往能够通过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定义（也就是名）自行构建一套完善成熟的体系，但是这个体系也不一定与客观事物本身（也就是“实”）相一致。这就是所谓“名”是可以独立于“实”而存在的。

通过对“名家战队”的四位“辩手”的梳理，我想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几位身上所散发出来的“奇葩”气质了，不过说了半天，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——到底名家学说的核心观点是什么？下面我们将通过“名家战队”四辩公孙龙的“白马非马”说，来为大家试着解析一下名家的核心观点——“名实之辩”。

三、“白马非马”到底是逻辑还是诡辩？

白马到底是不是马？这个问题但凡有点常识的读者朋友都不会觉得有疑义，白马当然是马啊，可是名家观点却认为“白马非马”，并且还通过复杂的逻辑论证了这个观点。这就相当于是《奇葩说》里的一道辩题，某个战队选择了一个天然不合常理的持方，但是仍然要从中讲出合理性来。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名家的“白马非马”说，看看名家是如何运用逻辑的手段来论证一个根本不合常理的命题的。

“白马非马”这个问题是一个跟常理完全对立的命题，公孙龙将他的论述收录在《白马论》中。这篇文章采用的是一问一答的形式，以一个对“白马非马”有疑问的人发问，由作者为其解答的方式。这就类似《奇葩说》里的开杠环节。

《白马论》中上来就抛出了第一个“白马非马”的理由：“马者，所以命形也，白者，所以命色也，命色者非命形也，故曰白马非马。”意思就是说，马这个概念对应的是马这一种动物的外形，而白这个概念对应的是一切具有白色这一性质的事物颜色，这两者当然是存在差别，对应外形的概念当然无法等同于对应颜色的概念。而“白马”这个概念是颜色和外形的复合概念，当然无法与单纯指代马这一生物外形的“马”的概念等同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白马就非马了。

而对方并不认可：那马厩里拴着一匹白马，总不能说是没有马吧，那咋能说白马非马呢？

这里就明白了公孙龙和提问者的主要分歧其实就是在这个“非”字上，提问者认为“非”代表不是，就是说白马不是马，这个肯定是违背常理的，而公孙龙认为这里的“非”代表“不能完全等同”那就可以理解了，白马不能完全等同于马，这个大家就能够理解了。所以，二者分歧其实是个完全否定和部分否定的问题。

后面的内容问答这两位始终都在鸡同鸭讲。最后公孙龙抛出了一个逻辑陷阱，而对方直接中计，辩论结束。公孙龙反问对方：你说白马是有马，那有白马说成有黄马行不？对方当然说不行，公孙龙一看对方中计了，马上反驳：“以有马为异有黄马，是异黄马于马也。异黄马于马，是以黄马为非马。以黄马为非马，而以白马为有马，此飞者入池，而棺梓异处，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。”意思是既然你说有白马=有马，而有白马≠有黄马，那就等于说有黄马≠有马，所以黄马非马。黄马非马，白马却是马，这不是胡话吗？

你品，你细品，你就说绕不绕吧？

这一段话直接就KO了对手，公孙龙获得了“开杠”的胜利。

公孙龙通过这段辩论，阐述了他自己的“名实”观，他认为“白”和“马”都是“名”，都是针对的马这种生物的“实”，不论是“名”与“实”之间存在偏差，甚至描绘颜色的“名”与描绘形态的“名”之间彼此都存在不同，所以要想正确描述客观世界的“实”，必须要准确定义“名”，所以“名”的精确性是非常重要的。

其实从根本上来讲，公孙龙这个观点其实讲的是整体与局部，共性与个性的区别，但是他主要强调了二者的区别，却没有看到二者的联系；只看到二者的对立，却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。公孙龙的观点从逻辑学上来讲，体现了先秦时期逻辑学的进步，但是由于只谈对立不谈统一，所以还是存在局限性。所以说“白马非马”有严密的逻辑，但是也存在着诡辩的成分。

四、名家的衰落和消亡

从上面的“白马非马”的一段阐述，大家可能被绕的差不多了。是不是这个感觉？

可是大家反应过来以后，估计都会有跟我当年被绕进去时的感慨：“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！”

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的想法，其实春秋战国时期其他学派的诸子，对名家也有着类似的评价。比如说惠施的好朋友道家的庄子在书中就这样评价惠施：“ 惠施之能，其犹一蚁一蛇之劳也，其龄物也何庸(用)！”（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），意思就是惠施每天琢磨的这点事就好比蛇虫鼠蚁奔忙，对于事物本身没有用处。而另一位儒家的荀子用词更狠：“言无用而辩，辩不惠而察，治之大殃也。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意思就是说苛察却不实惠，辩论却没啥用。

这些不约而同的批评，其实都指向了名家最终衰败的根源——那就是理论本身脱离社会实践。

名家在建立自己学术体系的过程中，没有像其他各个学派一样努力去贴近社会实际需要，解决实际问题，探索治国安邦之道，反而陷入了对逻辑的探究而不能自拔，始终在逻辑概念上兜圈子，越来越在辩论技巧上钻研，而忽略了辩论本身应该具有的实际功用，结果就导致了名家的学说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生活，成为了真正的“无用之学”。

对此，侯外庐先生在《中国思想通史》一书中曾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：“中国古代各家的辩察，其所辩所察，多在社会政治与天道人道的范围内，其名辩思想与实际主张皆直接相关，甚至浑然一体。独有所谓 ‘名家者流’，其所察所辩的对象，则只限于‘名’本身，只以‘名’的研究为基础的课题；虽在‘名’的研究进程里，不能不与‘实’相结合，然而其取辩之物，如马、牛、鸡、石······等，也极尽其苛察而无用之能事，好像为辩察而辩察，除了辩察本身而外，无所为的样子。”

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中，名家确实是在逻辑学方面研究最为深刻的一派，所以就导致其他学派往往说不过他们，总是被绕进去。可是辩论技巧的胜利并不能赢得真正的尊重。《庄子·天下篇》中这样评价名家：“其道并驳，其言也不中”，“饰人之心，易人之意，能胜人之口，不能服人之心。”意思就是即使名家辩论总是能赢，但是当时人往往也是认为他们是在狡辩，不能真正表示认同。在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的情况下，这种基于纯理论上的逻辑研究无疑很难有生存的土壤。

荀子在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中几乎从全方位把名家踩到地底了。在国家治理领域，名家“上不足以顺明王，下不足以和齐百姓”；在伦理道德领域，名家“不知无害为君子，知之无损为小人”；在社会生产领域：“工匠不知，无害为巧”，也就是无论在任何领域，名家的学说都没有一点用处。在所有学说都追求“有用”的学术的历史背景下，“无用”的名家学说因为不符合当时社会的需求而逐渐式微，后继无人，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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